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辞及获奖演说
作者:不详 时间:2007/4/21 7:26:07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我常想，悬崖边的树——诗人所描写的这个意象，不也是一个写作者面对历史、书写历史时应有的姿态吗？
书写历史，需要走进历史深处，追寻真实的细节，不能片面，不能概念化；
书写历史，需要客观、冷静、沉着、从容，不能赶时髦；
书写历史，需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失去自我；
书写历史，也许会孤独而寂寞，但却能在最不可能之处做自己愿意做、也值得做的事。
我非史学家，但我一直热衷于回望历史。在历史的寻找中感悟人生，感悟现实，从而充实今日的情感。
八十年代初阅读《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史学名著时，我激动不已。我一直奢望，有一天，能将自己的经历和历史的追寻相交融，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这个奢望至今仍然激励着我。
德国历史学家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一书中说过：“其实，历史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我很欣赏这句话。一个书写历史的人，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采取什么角度，他的笔就应该是一个熔炉，史料和人物命运融汇而出，凝固成历史。这历史，虽非全部，却是自己独有的一种。
以上的话愿与大家共勉。
谢谢大家。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六年度文学评论家：王德威
授奖辞
王德威的批评视野宽阔、文辞优美。他的研究路径，不是理论狂想或文学史空谈，而是注重和文学对象之间的诚实对话；他的批评才具，在学术论证和个人性情的完美结合中显露无遗。他所划定的文学版图，南腔北调、口语方言汇聚一炉，海内外作家的众声喧哗，呈现的正是华语文学“世纪末的华丽”。他对当代作品的勤恳阅读、精微论析，为批评如何重返文学现场建立了有效的典范。他出版于二○○六年度的《当代小说二十家》，既为作家画像，又为作品正名，学养丰厚，见地明晰，感悟力超群。尽管王德威倾心的作家、判定的结论，有些还可再议，但他的研究，确实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观感，也大大丰富了批评自身的魅力。
王德威的获奖演说：重画现代中国文学的版图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文学评论家奖」是我在中国国内第一次得到的奖项，对我而言意义非凡。遗憾的是，美国东岸的波士顿距离广州路途遥远，而哈佛大学正在学期之中，请假或补课都不容易，不得已必须错过盛会。谨在此请王尧院长代表我向主办者，其他得奖者，以及所有来宾表示诚挚的歉意。
众声喧哗的文学
这个学期我在哈佛讲授两项课程：大学部的「通俗文化与现代中国」和研究所的「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性」。「通俗文化」的课程探讨五四典范之外的文学、文化表现，从鸳鸯蝴蝶小说到功夫电影，五花八门。张恨水的《平沪通车》，金庸的《雪山飞狐》，阮玲玉的《新女性》，张曼玉的《阮玲玉》等都以英译形式重新登场，让美国学生大为倾倒。
我们也讨论「大众文艺」和「人民」文学，包括了延安文艺和文革经典，像是《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红灯记》等。除此还涉及新时期以来的种种文字，影像，和声音的实验，甚至当代的「痞子」文化和「超女」现象。通过这样的探讨，「文化中国」的观念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以及民间想象的张力和批判性。
另一门课「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性」则叩问中国现代性一个隐而不彰的层面。一般以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不外革命与启蒙。相形之下，抒情话语要么被贬为与时代的「历史意识」无关，要么被看作现实主义以外的小道。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无论作为一种文类特征，一种美学观照，一种生活风格，甚至一种政治立场，抒情都应当被视为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面对现实、建构另类现代视野的重要资源。
捷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1906-1980)曾将现代中国文学看作是从「抒情」模式到「史诗」模式的过程，或从个体的发现到集体的肯定的过程。借着普实克的观察我却以为：「抒情」与「史诗」既不必为西方文类学所限，也不必落入进化论似的时间表，而可以看作中国传统「诗缘情」与「诗言志」的对话进入现代情境后，所衍生的激进诠释。更重要的，「抒情」与「史诗」毋须成为互相排斥的概念。在革命呼啸和集体呐喊的间隙里，款款柔情可以应声而出（比如瞿秋白的散文，或甚至毛泽东的诗作）；而当一位作家对「时代的号召」充耳不闻，坚持个人的抒情表达，未尝不就是一种政治宣示（比如沈从文的作品）。鲁迅、沈从文、周作人、冯至、何其芳、穆旦、宗白华、朱光潜，阿城、甚至胡兰成都是课堂上讨论的对象。
从「通俗文化」到「抒情主义」，这样的教学跨度一方面显示了客观环境的限制——在国外教授汉学，不得不练出三头六臂；另一方面也点出了现代文学文化作为一个学科，原本就应该是通俗与菁英，主体与群体，本土与舶来，传统和创新交相冲击，不断推陈出新的结果。
一九八八年，我曾沿用巴赫金(Bakhtin)的理论，提出「众声喧哗」的观念。时至今日，这个词汇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但作为文学批评领域的工作者，我们却仍然必须相信，唯有在众声喧哗的前提下，现代中国文学才更值得有心人的持续探讨。
文学行旅与华语想象
《当代小说二十家》就是在这个信念下所作的尝试。这本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六年，将近七年才完成。我希望推荐华人各个社群的杰作，引起对话，并藉以扩充跨世纪华文文学的范畴。我所介绍的作者不仅来自大陆，也包括台湾、香港，还有其它如马来西亚和美国等地。如果读者觉得有些作者听来陌生，这正点出了当代各个华文地区创作和阅读的互动，有待加强。
举例而言，由山东到北京的莫言以他瑰丽幻化的乡土小说享誉，但由马来西亚到台湾的张贵兴笔下的婆罗州雨林不一样让人惊心动魄？王安忆、陈丹燕写尽了她们的上海，而香港的西西、董启章，台北的朱天心、李昂也构筑了他/她们心中精彩的「我城」。山西的李锐长于演义地区史和家族史，落籍台湾的马华作者黄锦树，还有曾驻香港、现居纽约的台湾作家施叔青也同有傲人的成绩。谈到盛世的华丽与苍凉，马来西亚的李天葆、台湾的朱天文都是张爱玲海外的最佳传人。书写伦理和暴力的幽微转折，余华曾是一把好手，但香港的黄碧云，马来西亚的黎紫书，台湾的骆以军已有后来居上之势。白先勇、高行健的作品已被誉为离散文学的翘楚，但久居纽约的夫妻档作家李渝、郭松棻的成就，依然有待更多知音的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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