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辞及获奖演说
作者:不详 时间:2007/4/21 7:26:07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
在西双版纳的热带丛林中，至今还游走着无数的大象。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千百年来，从缅寺中的佛爷，到一般的农耕者，谁都只看见过活着的大象，谁也没看见过自然死亡的大象。据说，有一个秘密的山谷，是大象的天堂或说故乡，每一头象都能预感死之将临，无论它们身处何方，只要觉察到死神的影子，它们都会竭尽全力的赶回那儿，并死在祖先的白骨旁边。那儿的白骨推成了山，那儿却至今没有一个人到过。我无数次的提及过金三角国民党的残部的墓地，几千座坟，坟头一律的朝向北方，北方是哪儿？云南，云南以北。
和大象回家不同，人往往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那些大地的孩子，神的孩子们，他们为自己描绘了一幅旷绝古今的魂路图。谁也不例外，人一死，就得踏上这条路，返回祖先的原生地。你可以带上象征你生前荣耀的美酒和金香玉，但是，要去见祖先，你必须在这条归路之上洗掉你一生的罪孽。你杀死过一头猪，就必须向拦路的猪神有交待；你砍伐过一棵树，就必须向拦路的树神了结清楚；你犯过奸、偷过粮食，也一样的会有相应的神鬼拦住你，必须干净，就必须一丝丝地剔除生之罪。此路之险，不亚于生之险。了却乡愁，原本是这般的惊天地、泣鬼神。也不知有多少回不去的孤魂，带着耻辱和罪孽，找不到自己的司岗里、阿央白、勐巴拉娜西……
生死有艰险，乡愁无穷尽。这些我身边的生活画卷足够我写作一生。为此，我深知，作为云南这片土地上，像一棵树一样的生长者，我的写作，永远没有高高在上的时候。如果诗歌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像一座殿堂，它应该修在山水的旁边，村庄的大树下，人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我想，我一直在这么做，也不想在今后有什么改变。这种缺少“伟大抱负”的做法，能得到“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关注，我的五脏庙里，激荡着的，更多的是不安与惭愧！最后，我只能坦诚地说一声谢谢！谢谢各位评委，谢谢主办方！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六年度散文家：李辉
授奖辞
李辉的写作坚韧沉实、端庄耐心。他的文字，不求绚丽的文采或尖锐的发现，而是以一种责任和诚意，为历史留存记忆，为记忆补上血肉和肌理。他在史料上辨明真实，在人物中寻求对话。他的一系列著作，作为文化史研究的生动个案，为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增加了丰富的注释。他发表于二○○六年度的“封面中国”系列散文，以《时代》杂志封面人物为引，重新讲述现代中国的光荣与挫折，并在历史的缝隙里忠直地解析人心和政治的风云。这些旧闻旧事、陈迹残影的当代回声，融入了讲述者的感情，也敞开了历史新的可能性和复杂性。李辉的写作告诉我们，真正的历史就在每一个人身上，热爱现实者理应背着历史生活。
李辉的获奖演说：“历史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很高兴站在这里与各位共享此次文学盛宴。
首先我要感谢《南方都市报》的各位同仁，感谢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各位推荐评委和终审评委，是你们的关爱和慷慨，才使我有了这样一个机会。
还要感谢《收获》杂志的各位同仁，没有他们的催促和支持，我对《时代》封面中国人物的研究，对1923年至1946年这段民国史的追寻和描述，恐怕到现在还走不出书斋。
2005、2006年，我在两年时间里，沿着《时代》封面人物的线索走进民国史。五十多年前的那段历史，距离今天并不算远，但当年的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却显得难以接近，难以解读。
在二十多年的历史跨度中，我先后选择了吴佩孚、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阎锡山、日本币原外相、溥仪、汪精卫、陈诚、美国史迪威将军、宋子文、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等封面人物为焦点，以编年体的方式来叙述中国的历史进程。我采取以翻译并摘录《时代》报道原文，与当事人回忆录、相关史书的叙述相映照的方式，来描述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同时，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历史研究，我努力将实地寻访、现实思考等内容放进去，使其尽可能成为往事与现实、史料与情感相交融的历史叙述。
不过，我希望我的叙述，能够引起人们对那段历史、那些人物的兴趣，从而为认识历史提供不同的角度。
各位嘉宾，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信息化、市场经济与中国政治相交融，相纠缠，既充满活力，也充满变数。生活如以往一样，每天都在流动。但是，流向何处，如何流动，谁能说得清？面对现实的丰富多彩和变化莫测，我们的困惑，或许更多于兴奋。
面对历史又会怎样呢？除了困惑，还有更多的尴尬。
如今的窘状是，历史正在被淡忘、被过滤、被娱乐化、被简单化、甚至被格式化。帝王戏风靡一时，歪说戏说大行其道，真正严肃而负责任的历史梳理和回忆，则难以施展身手；不少历史著作简单化雷同化，从中看不到历史的全貌和丰富细节，更难看到史学家的独立思考；各类教材千篇一律，线条与结构相同，堆砌概念的方式相同，连叙述语言的味同嚼蜡也如出一辙……如此种种，历史的丰富多彩与错综复杂，在被有意或无意的删减过滤之后，早已失去了本来的模样。
我常常担心，历史——无论距我们远的还是近的，十年、二十年前的，四十、五十年前的，乃至一百年前的，会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一点一点地被消解了。
更令人担忧的是，残缺而单调的历史叙述和历史教育，使人们只能获取极为有限而片面的历史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简单化的历史观。
现实情况不正是这样吗？我们习惯于臧否时事慷慨激昂大发宏论，或者在网络世界以片言只语挥洒激情。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立足的历史叙述，很可能不是坚硬的石头，而是一堆由片面、偏颇、甚至偏见构成的沙丘。我们自以为洞悉一切，其实所知甚少。历史的许多细节，彼此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早已变得陌生。某些今日发生的国内或国际事件，初看起来清晰明了，我们哪里知道，许多事情其实背后早就有复杂的历史原因纠缠其中，远不像非此即彼如此简单。问题是，我们很可能对此无从知晓。或者，纵然有心，也无能为力了。
然而，写作者必须面对历史。历史也应该由不同的写作者来书写。
文学——无论小说、散文、诗歌——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感应着历史，书写着历史。“文史不分家”，历来是中国的传统。秉笔直书的司马迁和有“无韵之离骚”美称的《史记》，早就为每 一个历史书写者提供了景仰和追随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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