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知识分子都忙什么?

　　公元1162年，朱熹尝试着向宋孝宗推销他的学说。他反对朝廷旨在增强军事实力抵御金与西夏军事威胁的努力，认为本末倒置。他劝皇帝按他提供的方式修身正心，认为只要皇帝作出表率，全国上下就会效仿，懂义理的人多了，国家即能保持长久的繁荣稳定，从而达到不战而拖垮敌国的目的。这类言论在全国分裂且激烈对抗的状态下，属不合实际的空谈，皇帝只得找个体面的理由打发他下野。他在朝廷的时间仅有四十六天。把朱熹与马克思相比，朱熹的命运要比马克思好，他的学说虽未被当局采纳，但很受尊重，生活优裕；而马克思这个可怜的犹太人，一生屡遭迫害，生活穷困潦倒，靠朋友的接济才能艰难度日。在历史影响方面，就时间的长短而言，朱熹的实际政治影响从晚宋开始，持续了近七百年；马克思的政治影响仅仅有一百多年，而且就目前的状况分析，他的影响力可能要走到尽头。从空间上看，朱熹仅对东亚的中国、日本、越南、朝鲜有影响；而马克思则影响了半个世界，从前苏联到中国，从东欧至古巴，有数十个国家曾崇奉他。就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及广度而论，朱熹只限于思想哲学及道德领域，以明朝为例，朝廷虽然规定读书人必须读他修注过的经书，但他不是政治经济学家，因此对经济领域没有任何影响；况且，朱熹不过是完善了传统儒学，把儒学从泰山的天街推到了玉皇顶罢了。马克思对一个社会的影响往往是全方位的，尤其等他得到列宁、斯大林的帮助之后。马克思与他以前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切现存制度公开为敌，势不两立地宣称要推翻它们。他的胜利是建立在用暴力革命扫荡旧秩序的基础上的，他不只是要重建哲学及道德新秩序，还要重建政治、经济新秩序，甚至连文学艺术创作、学术研究也要受其节制。
　　 就二个人的历史地位比较，朱熹远远逊于马克思，主要理由为：朱熹充其量只能算个二流思想家，他只是儒家学派中一个学识渊博、富有才华的弟子；而马克思为世所罕见的天才，尽管他的理论有很多缺陷，但这个穷人圣者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在中国只有东周时期的圣贤们堪与之相比。
　　 蒙古人以异族的身份入主中原，没有激起大的思想波澜。元朝在文学艺术领域最有名的成果有二个。一是戏剧，元朝为中国戏剧史上的黄金时期，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约八十多位，关汉卿、王实甫等人的作品堪称不朽。二是散曲，这是一种从戏剧中派生出来的诗歌艺术形式，比词还灵活，能夹在戏文中唱。元人把这种新诗歌艺术形式推到极致，亦即意味着中国古典诗歌走向终结，明清两代的文人学士除了抄袭、模拟外，注定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清末黄遵宪等人为了走出前人的阴影，发起诗界革命，试图拓出条新路，没有成功。
　　 诗歌时代结束了，士人们的才华在小说创作领域施展了出来。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兰陵笑笑生、曹雪芹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家横空出世，他们作品的魅力，即便在今天，各国的百科全书也不得不给予最崇高的评价。但明清两代士人还有更了不起的事业，其内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二项，一是编纂图书，二是考据，这与当时社会上弥漫着的一种认为古人不可超越的心理有关。学者纪晓岚曾叹息说：“自我负责整理皇家图书馆内的图书以来，得以见识古人浩如烟海的著作，才明白古人已经把几乎所有思想学术领域的问题都探讨遍了，我们这些后来人不管怎样竭尽心智地努力，都不会超出古人设定的圈子。”(27)
　　 编纂图书的事业始于明成祖年间，那时成书的《永乐大典》今天已见不到，据说只抄了两部，一部在清末被洋人焚毁，一部下落不明，有人猜测在明十三陵中藏着，但愿果真如此。《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均成书于康乾盛世，前者被称为清代第一 大书，可与《永乐大典》媲美，但规模要比《四库全书》小得多。《四库全书》历时十七年编纂完成，参入的工作人员多达4000名。世界上最出名的狄德罗《百科全书》有二千二百六十八万，《大英百科全书》有三千五百万字，而《四库全书》字数为九亿九千七百万字，约等四十四部狄德罗《百科全书》的规模。
　　 考据学的兴起与儒学内部的争辩有关。在明代，朱熹的新儒学凯歌高奏，他的牌位得以进孔子庙；但有个叫王阳明的人偏偏对朱熹有意见，他年轻时曾按朱熹传授的办法静坐院内对丛竹子苦思冥想了七天，希望从中格出天理，但什么也没得到，反而累出了一场大病。他一气之下转到了朱熹的老对手陆九渊的门下，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心学派理论。朱熹派与陆王派发生的争辩持久激烈，双方为了增大辩辞的份量，不约而同地转头到孔孟的经典中寻找理论支持。例如，王阳明本人就曾通过精心考据，指出朱熹注解过的《大学》是修正主义的产物，不是孔学真传；朱熹一派的罗钦顺则通过研究孟子，找出了一些攻击王阳明的材料。
　　 到清初，考据学发展成了专门的学问，读书人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书虫子，专注于校戡、史料搜补、辩伪、文字训诂等。这是项繁琐乏味的整理书本子的工作，但并非毫无用处，由于一些古书传来久远，经过无数次传抄和坏损，免不了脱误、残缺，也免不了被人有意窜改，有的甚至压根就是后世人假托古人的伪作；因此需要通过校勘、辩伪等功夫进行补救分辩。
　　 训诂学是研究古书中文字的学问，旨在通过弄明白古书中文字的真实含义，而精确把握古人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以避免误读误解。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不弄清语言的意义，就无资格讨论哲学。”戴震是这方面的大家，他从音韵学入手研究古文字，成就很高。
　　 梁启超评论考据学的功绩有三条，一是使难解难读的古书，可以解读了；二是分辩出了许多伪书；三是把一些原先不为人注意的学问重新整理了出来。
　　 士人们对古人思想学术遗产的整理和总结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仍未结束，甚至在今天，人们依旧把学界最高的荣誉花冠赠给长于考据的学问家。但这项事业毕竟接近了尾声。陈寅恪1912年由欧洲回国，去拜见夏曾佑先生。夏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在无书可看了。”陈寅恪感到老先生很可笑，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岂能都看完？几十年后，他自己却惭愧起来，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己，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
　　 陈寅恪曾预测，中国未来的文化，将归于“宋代学术之复兴”，出个朱熹式的人物，把中国传统的东西与欧洲来的东西溶铸起来。这当然是有可能之事。但有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假若欧洲工业化国家的枪炮没打破中国的宁静，中国士人的视野没有被拓宽，那么他们在清朝身后的新朝代里会忙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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