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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文学
第一章•秦汉文学概述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集权帝国。秦王朝统治者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又筑长城，修驰道，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用比较简便的小篆和隶书，代替原先六国繁杂难书的古字。这些措施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规范和推动作用。但是，秦王朝推行的严刑峻法，又带有浓重的集权意识，严酷地摧残着人们的思想自由。统治者大量烧毁除《秦纪》以外的各国史书，以及民间所收藏的《诗三百》、《尚书》及“百家语”，“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仅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一次即将“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朝的“焚书坑儒”，造成了空前惨烈的文化浩劫，逼使先秦以来文化学术中百家争鸣的盛况就此衰歇，也令整个秦代学术和文学都显得相当凋敝。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秦世不文”，概括了秦代文学的特征。秦代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前239），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著作，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又称《吕览》。这部著作完成之后，把写有文章的木椟和竹简挂在咸阳的城门楼上，并且贴出告示：有能给此书增损一字者，赏赐千金。可是，一连几天过去了，都没有人能够增损一个字。吕不韦原本是卫国濮阳的富商，“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然而他觉得商人的利润不过百倍，不如立国定主，则其利无穷。他在邯郸做生意的时候，遇见在赵国做人质的秦昭襄王的孙子异人（又名子楚），以为“奇货可居”，于是送给他千金钱财加以笼络，并且将自己身边一个已有身孕的邯郸姬献给异人，生下一子取名为“政”。这就后来的秦始皇嬴政。嬴政刚刚担任秦国君王时，朝廷大权多操纵在吕不韦手中，吕不韦被尊为相国，号称“仲父”。
秦王嬴政并非庄襄王（异人）的亲生儿子，吕不韦名义上是“仲父”，其实就是嬴政的亲生父亲。与那些投机钻营、鼠目寸光、只顾自身利益的政客相比，吕不韦无疑具有大家风范。在他独揽朝政大权的十几年中，无论内政，还是军事外交，无不显示出吕不韦超人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才华。吕不韦的个性和气度决定了他的政治视野与抱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秦一国之内。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感判定天下统一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能够担当统一大任者非秦国莫属，而在秦国，又非吕不韦莫属。因此，他之所以著书立说，绝不是附庸风雅，也不是单纯出于个人的目的，而是要把自己的政治主张理论化，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系统的政治纲领和舆论支持。因此，《吕氏春秋》鼓吹统一：统一人们的思想，统一人们的力量，只要统一就能治理好天下，不统一就会造成天下大乱，就像并排驾御四匹马，让四个人每个人拿一根马鞭，势必寸步难行。所以，统一天下，一定要有天子，天子一定要集权，这是根本，是大势所趋。这部著作的内容以道家、儒家为主，兼采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等学说，其中既有各家的精华，也有各家的糟粕。许多理论主张和具体观点，在书中往往互相抵触，前后矛盾。取材广泛，所以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它列为“杂家”。从文学的角度看，《吕氏春秋》的最大成就是它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故事，既充分阐释了思想，也使行文形象生动，趣味盎然。例如《察今》篇中引用了三则寓言“荆人袭宋”、“刻舟求剑”、“引婴投江”，都从反面来说明革新变法的重要性和复古守旧的危害性，并且都是用水上发生的故事作为题材，“荆人袭宋”重点在于“时”，“刻舟求剑”重点在于“地”，“引婴投江”重点在于“人”。“时”“地”“人”三者情况的变化，正是人们做事时应当注意的三个主要方面。《吕氏春秋》的流传，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一个宽阔的思路，也显露出吕不韦一统天下的政治抱负。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羽翼渐丰的秦王嬴政，在赞同并采纳了《吕氏春秋》所提出的大一统的主张的同时，却越来越不能容忍他所谓的“仲父”吕不韦的继续存在。嬴政十年（前237年），秦王嬴政以涉嫌嫪毐（lào ǎi）叛乱为由，罢免了吕不韦的丞相职务。两年后，吕不韦在流放地蜀中饮鸩自尽。如此的结局也许是吕不韦始料不及的。
秦代文学的惟一作家是李斯。他的《谏逐客书》指出秦王下达逐客令，驱逐外邦客卿的错误，一一列举客卿对秦国的发展壮大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希望秦王用人惟才，以成霸业。文章铺陈排比，环环相扣，具有战国纵横家辞说的习气；修辞整饬，音节铿锵，富有文学意味。秦代泰山、琅琊、会稽等处记载始皇巡游封禅的刻石铭文，也大都出自李斯之手。这是最古的碑文，其中大都为三句一韵的特殊诗体，对后世碑志文产生很大影响。
　　公元前209年，陈涉起义，秦王朝土崩瓦解。经过五年的楚汉战争，代之而起的是统一的汉封建王朝。
　　　　西汉王朝建立后，在多方面继承了秦的制度，但是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则采取了较为简约宽松的政策。汉初统治者吸取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一方面恢复分封侯王的旧制度，巩固统治阶级的基础，一方面“约法省禁，轻田租”，减轻农民的劳役、赋税，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思想文化方面，朝廷废除了秦“挟书律”，大规模收罗文籍，广开献书之路，并允许各家学说流行。主张“清净无为”、“清心寡欲”、休养生息的黄老思想成为汉初主要的统治思想。汉文帝、景帝、窦太后和相国曹参等人都信奉黄老之学，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著有《论六家要旨》，批判儒、墨、名、法、阴阳五家，而完全推尊道家，就是在黄老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著名论文。黄老思想的流行，对于汉初社会思想的稳定，政权的巩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西汉社会经历了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终于在武帝时期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强盛。汉武帝刘彻施展雄才大略，外拓疆土，内翦诸王，发展经济，加强中央集权。跟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思想文化也表现着深刻的变化。武帝即位之初，即逐斥“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后又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起完整的社会统治思想，把文人的读书与求官谋禄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读书人全都变成了儒生，从而结束了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的历史。汉代的学术思想，就此进入经院哲学时代。孔子、孟子所提倡的富有生命力的儒学思想到了此时，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了一套以维护皇权神圣为目的、掺杂着阴阳家和法家思想因素的实用统治之学。
　　与此同时，汉帝国专制制度内部的弊病和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且开始形成恶性循环。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好大喜功，极奢多欲，并极端信任酷吏，不断加强严酷的刑法统治，使得民穷财尽，陷入痛苦的深渊。武帝以后，西汉封建王朝逐渐转入了衰微的时期，政治危机不断加剧。王莽改制，更加深了人民的苦难。王莽的新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宣告覆灭。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国家再度统一。光武帝刘秀即位后，释放官私奴婢，减轻田租，兴修水利，实行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阶级矛盾暂时缓和。但是东汉豪强势力依然强盛，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始终难以根治。东汉中期以后，中央皇权日渐削弱，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把持朝政，并且与豪强势力相勾结，使得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广大百姓遭受莫大的灾难。在此期间，一批出身中下层地主阶级的文士逐渐形成士人集团。他们与一部分正直的官僚结合，议论朝政，针砭时弊，构成影响广泛的“清议”力量，因而引起了宦官的恐惧和仇恨，终于酿成两次惨烈的“党锢之祸”。“清议”力量遭到严厉打击，广大知识分子出于对现实政治和儒家道德信念的怀疑和失望，重新思考自我存在的价值，开启了“人的自觉”的时代，老庄之学由此再度抬头。东汉末年，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大起义。豪强地主政治集团在镇压黄巾起义的同时，也进行着彼此的大混战，导致了社会的大动乱（“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东汉王朝终于灭亡，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分裂格局。
　　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在太学中传授《诗》、《书》、《礼》、《易》、《春秋》，经学已成为文人求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和途径，宗经也是有汉一代的社会风气。汉代的经学，从一开始就分成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派。今文经学家所用的经典，是汉代的儒生根据秦汉间幸存的经师口耳相传记录下来的文稿，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故称今文经。今文经学偏重于政治上的实用性，多以阴阳灾异、天人感应之说来比附社会政治，较多牵强穿凿之弊，但是它在西汉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享有很高的地位。东汉时期，今文经学进一步滑落为“谶纬之学”，专门编造一些耸人听闻、荒诞不经的怪异之论，以妖言惑众，充分暴露出其愚昧、迷信的本质，最终遭到统治者的厌倦、怀疑和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