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搬到一个叫做沙士顿的小镇，那地方离康桥大学大概有六里远，徐志摩就要在这所大学的皇家学院当文科特别选科生。狄更生已经帮徐志摩打点好学校里的一切，徐志摩就替我们料理一些事情。我们租了间有两个卧室和一个客厅的小屋，从客厅的大玻璃窗可以俯视一条都是灰沙的小路。
　　徐志摩请了个女老师来家里教我英文，我从开始就想学了，后来英文课半途而废，因为那个女老师埋怨她要走的路太远，当时我字母已经学了一半，会读“早安”和一点点会话。我事后才纳闷，为什么我没有坚持要她或是徐志摩让我继续上课。不过，那时候，有太多事要忙了：要买东西、打扫内外，还要料理三餐。
　　那时我没想过我们夫妻到西方以后，丈夫对我的态度会不会有所改变呢？在中国，夫妻之间应该保持距离，尤其是在公婆面前，以表示尊重。可是在西方，就我们两人一起，我们本来可以为所欲为，不过只有徐志摩做到了，他爱来就来，爱去就去，好像我不在那儿似的。
　　他总是回家吃午饭和晚饭，也许是因为我们太穷了吧！如果饭菜好吃，他一句话都不讲；要是饭菜不好，他也不发表意见。
　　今天你们年轻人知道怎么样讨论事情，像你大概就会尝试和你先生商量大小事情，可是当年我没办法把任何想法告诉徐志摩；我找不到任何语言或词藻说出，我知道自己虽是旧式女子，但是若有可能，我愿意改变。我毕竟人在西方，我可以读书求学，想办法变成饱学之士，可是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我和我的兄弟可以无话不谈，他们也和徐志摩一样博学多闻，可是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情况总是：“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
　　他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沙士顿火车站和康桥之间，有时候乘着公共汽车去校园。就算不去康桥，他每天早上也会冲出去理发，我完全不能理解他这个习惯，我觉得他大可以简简单单在家修剪头发，把那笔钱省下来，因为我们好像老在等着老爷寄支票来。可是，徐志摩还是我行我素，做了好多我无法置喙的事情。
　　就拿郭君作例子吧，他的名字叫郭虞裳，我搞不清楚这个人为什么有一天会出现在我们家，然后就搬进来和我们同住了。起先我以为是徐志摩需要那笔房租；现在回想起来，又认为大概是郭君一直独居，而徐志摩告诉他，住在一间有人烧上海菜给他吃的房子，日子会好过得多，也可能是徐志摩不想和我大眼瞪小眼独处。总之，郭君住进另一间卧房。在这之前，徐志摩一直用那间房当书房。郭君不像徐志摩那样常去康桥，而整天呆在房里用功。所以，如果他要散步的话，有时候他会和我一道去市场，或是到新货铺帮我取些东西。我感谢有郭君为伴，至少他会和我聊聊。
　　我白天很少看到徐志摩，他总是在学校。不过，有一次他带我去康桥看赛舟，还有一次带我去看范伦铁诺的电影。我们非在白天看电影不可，因为晚上没有大众交通工具可搭。本来我们打算去看一部卓别林的电影，可是在半路上遇到徐志摩一个朋友，他说他觉得范伦铁诺的电影比较好看，徐志摩就说，哦，好吧！于是我们掉头往反方向走。徐志摩一向是这么快活又随和，他是个文人兼梦想家，而我却完全相反。我们本来要去看卓别林电影，结果去了别的地方，这件事，让我并不舒服。当范伦铁诺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徐志摩和他朋友都跟着观众一起鼓掌，而我只是把手搁在大腿上坐在漆黑之中。
来府晚餐的女客
　　有天早上，徐志摩对我宣布：“今天晚上家里要来个客人，她是从爱丁堡大学来的一个朋友，我要带她到康桥逛逛，然后带她回来和我一道吃晚饭。”
　　我们家里从没来过客人，所以我很惊讶，可是我只对徐志摩点了点头，问他想要什么时间开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