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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奸论》真伪考
　　【作者】曾枣庄
　　宋、元、明三朝似乎没有人怀疑过《辨奸论》系苏洵所作。直至清人李绂、蔡上翔断言《辨奸论》为邵伯温作之后，信者颇多。而在1974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李、蔡之说几乎成了定论。直至最近，一些论者仍非常肯定地说：“《辨奸论》绝非出自苏洵手笔。”（刘乃昌《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见《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笔者的看法恰好相反，本文想从《辨奸论》的写作背景，苏（洵）、王（安石）交恶的由来和发展，《辨奸论》同苏洵其他著述的比较以及《辨奸论》的流传经过等方面，论证《辨奸论》确系苏洵所作。
　　一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0（下引李、蔡语均见此卷，不再注出处。）云：“世传王介甫（安石）之奸，苏明允（洵）能先见。……明允（见微知著）果若此乎？”刘乃昌先生反问道：“王安石当政前，道德文章为士林所重，……为什么独苏洵一反众议，一眼就看出王安石是‘大奸慝’？”其实，苏洵《辨奸论》中的观点，既算不上什么“新见”，更不能叫“一反众议”。相反，在苏洵写《辨奸论》之前，就有不少人对王安石有与苏洵相类似的看法。
　　诚如刘文所说，王安石在当政前已为“士林所重”，说准确点是为“士林”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所重”。庆历六年（1046）曾巩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说：“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之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再与欧阳舍人书》）欧阳修读了王安石的文章也很赏识王，庆历七年（1047）曾巩告诉王安石说：“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欧公甚欲一见足下。”皇祐三年（1051）王安石通判舒州，文彦博向朝廷推荐王安石说：“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陈俱《麟台故事》）陈襄也向朝廷推荐说：“舒州通判王安石者，才性贤明，笃于古学，文辞政事，已著闻于时。”《宋史·王安石传》说：“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可见，王安石确实为部分“士林”所重。但是，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当时的“士林”对王安石的看法并不一致，称扬王安石的固然大有人在，但像苏洵那样对王安石非常反感的人也不少。现在，略举数例：
　　一、韩琦：“魏公（韩琦）知扬州，王荆公（王安石）初及第为签判，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毋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非知我蓄！’” （《邵氏闻见录》卷九）韩琦知扬州在庆历五年（1045），即苏洵写《辨奸论》前十八年。韩琦见到的王安石是囚读书达旦“多不及盥漱”；《辨奸论》说王安石面垢不洗，衣垢不浣，“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不大讲究衣着见于宋人的很多记载，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优点；但一般比较讲究衣着的封建士大夫不太看得惯，恐怕也是事实吧！如果说关于韩琦因误解而不满王安石这段记载也是邵氏造谣，那就请再读读苏轼的《论周積擅议配享自劾劄子》吧：“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或以为可用，惟韩琦独识其奸，终不肯进。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这里正是讲的“王安石当政前”，即仁宗、英宗两朝对安石存在着两种对立看法；有的“以为可用”，有的“识其奸，终不肯进”。这是劄子，写给皇帝看的，总不能无中生有吧！
　　二、李师中：“师中始仕州县，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