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疯狂歌迷当病人看待

　　作者长平，媒体工作者，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2003-2004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南都周刊》副总编辑。
　　我们一直被这样教育着：要把精神病人当人看待。但是在看到疯狂女粉丝的父亲蹈海自尽的消息之后，我面临一个相反的疑惑：怎样把边缘精神病人当病人看待？
　　刘德华的粉丝杨丽娟疯狂追星13年，不仅自己不读书不工作不社交，而且为此赔上了父母的钱财和精力，以及生命。而她的父母则倾其所有，甚至倾其所没有，卖了房子又贷款，陪她北上南下去追逐偶像。终于见到刘德华并合影留念以后，杨丽娟仍不满足，于是父亲带着对刘德华的满腔怨恨走上了不归路。
　　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但是回想这一家人的经历，尤其是媒体广泛报道这一年多时间来的故事，他们还会有别的出路吗？此前有人认为他们见到了刘德华就是一个大团圆，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满足。也许现在有人认为如果刘德华多给一些时间就是一个终点，其实那也只是一种假设。一个人攒积了13年的梦想，而且不是她的一个梦想，而且生命中全部的梦想，并演变成全家人的全部梦想，会因为刘德华多安排一些时间交谈就戛然而止吗？接下来又往何处去呢？因此，他们走到这一步似乎又是一种必然，如果再得不到救助，甚至还有更多的悲剧在前面等待。
　　现在专家教授都出来了，异口同声地说，这一家人有明显的精神病症状。如果是这样，这一年来媒体和大众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无异于围观一个精神病人的表演，甚至叫好和狂欢，一直看着他走上绝路。当然，这期间也有记者对他们进行规劝，也有刘德华发表声明劝其孝顺父母。但是这些声音除了促使他们更加勇敢地走向深渊之外，还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深受精神疾病困扰。在古代，精神病患者通常被当作神鬼附体或妖魔化身，被驱赶甚至被烧死。后来精神病逐渐地被当作疾病看待了，但是对病人的歧视却长期存在。讥笑、嘲弄、打骂、凌辱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把病人当人看待，尊重他们的权利，一直是医生和社会活动家的重要功课。到了近现代，为精神病人正名甚至成为人文哲学的重要命题，其核心是反对对人的任何桎梏。海德格尔说过，精神病人和正常人并没有明确的边界。福柯则干脆说，精神病院就是以医学之名拘押人的囚所，“禁止发疯如同禁止发言”，也就是说，人有发疯的权利。
　　直到现在，对精神病人的歧视仍然普遍存在。借精神病之名打击异己甚至成为人们的惯用伎俩。三十年前，同性恋还被视为精神病患者。如今国内的一些上访者也被地方官员指为精神病人抓起来关押。一句“你有病”往往成为人们忽略他人意见和尊严的轻松借口。多数精神病人自身也歧视精神疾病，并且害怕社会的歧视，所以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有病。在这种背景下，媒体要报道某人是精神病患者显然面临的道义和法律的压力。
　　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同时，人类也面临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精神病人当病人看待，亦即如何去帮助他们。对于一些受过教育的人，要做到没有歧视很容易，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理睬他们，或者假装他们是健康人。但是如何能够既不歧视又去帮助他们，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杨丽娟的故事报道伊始，就有精神病医生提醒说，他们一家人可能心理不健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做了什么呢？没有任何人、任何政府部门或任何民间组织对他们伸出援手，给予过有效的帮助。由于上述歧视因素，我们不能轻易指认一个人有精神病。于是整个社会完全无视医生的提醒，放任这一家人走到今天。这是一种可怕的冷漠。
　　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呈上升趋势。就个人经验而言，我的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抑郁症患者。据称仅这一类精神疾病，全世界患者就高达3.4亿人，有的地方达到人口的10%，其中约15%的患者自杀。我目睹了一些朋友的痛苦挣扎，但常常无能为力，无论是从社会组织还是我个人都找不到任何救助的力量。他们总是说，只有自己能够救自己。作为患者，他们有资格这样说，但是作为健康人，我却深切地感到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冰凉。
　　杨丽娟事件，让我再一次感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的人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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