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文”的思考

　　读小学的时候，只知道语文是一门学科，要考试，成绩不好老师会批评、父母会责骂、同学会瞧不起，于是背书、默字还是蛮勤奋的。后来长大了一些，可能是知识多了一点的缘故，也就试着咬文嚼宇地解释“语文”：大概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学或口语文化……但是总觉得什么都像又什么都不像。一直到自己当了语文老师，对“语文"二字也还是一知半解。于是也照着先生教我的模式教起我的学生来，至今虽不能说是桃李满天下，但学生还是有了不少的。不过对“语文”二字的含义还是不甚了解，以至于经常发表一些对“语文”的看法，引起同行的批判。     
　　自《北京晚报》发表一篇《误尽苍生是语文》的文章后，这种想法更加突出了，虽然对文章的主旨不太赞成，觉得语文还不至于有那么大的作用，没有能力让整个苍生误尽。但对其中一些具体事例的分析则颇有同感。 
　　之后，全国展开了一次关于“语文”的大讨论，“人文性”“工具性”之争，十分的热闹，争了—年多，也没有什么结论，谁也不信谁，今后还大有争论的机会。近年虽然对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改，教材也进行了改编，但人们对语文的看法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也没有多大的提高。我想“语文”作为一门学科，大家都可以来说两句，又大家都说不清，要改革的话，仅对局部的问题进行改革可能是难有收效的，应该找到问题的根源，进行彻底的改革。 
　　根源在哪里呢?首先应从语文这个名称的确定来看。取名为“语文”，使得这个学科的任务太大，作为教师和学生都难以把握，从而造成了不好的结果。 
　　中国本来是没有语文的，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中小学《学堂章程》，也就是有名的“壬寅学制”，没有“语文”的说法，初小名之为“作文和习字”，高小名之为“古文词”、“作文和习字”，中学名之为“词章”。这个学制把我们现在的“语文”内容分散到了各个不同的时间段，从而目标显得比较明确，教学上易于操作。1904年，清政府又颁布了“癸卯学制”，初小名之为“中国文字”，高小和中学都名之为“中国文学”。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提倡白话文，名称上又有了一点变化，小学和初中，一般都称“国语”，高中则称“国文”，这种名称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1949年春，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决定把过去“国语”“国文”的学科名称改为“语文”。“语文；中的“语”就是指口头语，“文”就是指书面语。规定“语文”一科的基本任务是对学生进行口头语和书画语的全面训练。听说，在当初将学科定名为语文时，就是争论不休，最后是叶圣陶先生以自己的解释而敲定。也就是当时的争论为以后几十年的争论埋下了种子，以至于越讨论越深刻越不能说明白其实质，越难把握其教学的方向，导致了“误尽苍生是语文”的说法，使全国无数的语文老师因此而抬不起头来。 
　　目标含混不清，是语文教学难以成功的根本原因。从小学到高中，12个年头，大家都是学“语文”、考“语文”。小学的目标，似乎还比较明确，一到初中、高中则十分的含糊了，语法、修辞、逻辑、文章在初中都有所涉及，似懂非懂，到了高中说是要提高，提高到什么程度昵?不知道。又不敢有突破，大部分时间是不知从何处下手。加之高考的压力又大，谁也不敢去创新。到头来，新课不像新课，复习不像复习，老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烦躁，社会大加指责，天底下几乎没有几个称职的语文教师。即使有几个名师偶尔出现，大家学习的仅是一种思想，欣赏的仅是一种艺术。一到高考成绩出来，大家相差无几，又是谁也不信谁了。所谓的专家，不过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教书匠而已。 
　　看看现代语文教学史，竟然没有一本能真正指导语文教学的“语文教学法”，大学的教学法，要么是东拼西凑，人云亦云；要么是虚张声势，严重脱离了实践。学几年教学法，一接触实践，才知道一无用处。 
　　还有教材，中学各门课程大都是根据学科特点编写，唯独语文都是文选，说是把知识寓于优美的文章之中。但是，文章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肯怕没有一个是为了教学的，都只是为了表述自己的一种观点，一种思想罢了。至于后人要将它作为教材，能否达到教学的目的，谁也不曾考虑过，我们也不能怪他们!至于教学过程中的重复，则是不可避免的。加之我们在教学中为了突出某一个知识点，则不得不将一篇很好的文章肢解，涉及一点，不及其余，一篇好文章也在教学中被师生分析得支离破碎，不得要领了。因而有人把语文教学形象地比作解剖麻雀：一篇好文章就像一只鲜活的麻雀，语文老师则手拿解剖刀，告诉学生哪是肝胆，哪是肠胃……学生欣赏的仅是一只流着鲜血的死了的麻雀，哪里还有美可言! 
 　　再看对文章的理解，人物的性格、作品的主题、写作的特点……教参上都有明确的规定，你必须照着传授，不然，考试中你得不了分，那就是罪莫大焉。至于“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说法，在语文教学中纯粹成了无稽之谈。学生的创造性又从何谈起呢?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依我看，就从“语文”二字着手改革，又是“人文性”，又是“工具性”，要教语音、文字、语法、修辞、逻辑、篇章，还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语文”二字担负不了这么多的任务。何不把语文肢解成几个小的学科，让它有更加明确的任务，教师也更具有专业性呢?比如把小学的任务定为语音文字，普通话要过几级，汉字能写几千，这样教学的目的就明确得多，无论是教者还是学生都要好操作得多。至于其“人文性”则把大部分放到思想政治课中，在文学教学中只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没有了“语文”，自然也就没有了对“语文”的讨论，也就没有了语文老师的痛苦与因惑。即使还有一些讨论，也会是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容易解决得多，再也不会象现在的讨论一样玄而又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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