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的梦还会做多久

　　长期以来，在阶级结构、经济环境和文化背景等的现实状况下，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始终在主流与非主流的阅读视阈中处于对峙状态。前者虽受众不多，却一直居高临下，后者光环不圣，但也一直以受众之多大踏步走着自己的路而无所顾忌。然而，孰优孰劣，谁高谁低，则时有争议而双方又互不屈尊。然而，自从金庸先生的现代武侠小说甫一问世，便打破了这种尴尬的现状，它既融合了低俗的平民文化，又吸纳了雅致高洁的精英文化。在雅与俗之间，令读者欲罢不能，这就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当下魅力。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因贯穿着“天下”的主题而盛行于华人界。就天下的“三个层次”而言，金庸先生笔下人物的理念或以民权抗衡皇权，或以国别部族争夺而言天下之事。而由此展开的生活场景与战争武打场景，虽都以武术之高低而定夺时局的“天下”，但最终均以高于武术，或称之为武术的最高境界—— 心，而夺魁于天下，并由此心可外延至得到人心，从而得民心之大心。自然，在第二层含义上，由于侠的目光、观念以及当时文化背景的影响，往往使侠只能是一种非理想制度性的想象，也往往会陷入私己小我的群落宗派之围，当然这也许更符合当时中国的文化与制度状况。
　　在小说里，金庸先生对“天下”更多地注入了一种伦理的、历史文化的元素，使原本单薄的武侠小说，一下变得高大丰满起来，使阅读者在品味刀光剑影的快感中，还能从中愉快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的教诲，“寓教于乐”的这一说法，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算是真正做到了家。
　　一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科学技术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并紧随世界之发展趋势。然而，古老的武侠故事以及单一的武侠人物却如此吸引中国及其用汉语阅读的世界读者的眼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例外状况！如何认识这种意外状况呢？ 
　　侠的产生属于过去，从现实的视角来理解，这是一种“不在场”。侠的产生也属于未来，因为当读者与作者互动时，读者往往渗入更多的是当下现实的种种情景，并渴望侠的再现能铲除当下许多的不平现象。因此，侠也将指向一个“不在场”的未来。在这两个“不在场”中，金庸先生把侠写成一种无法穷尽的变数，以生活的实验和伦理道德渗入历史，让我们从侠的历史认识中，进入到侠的新历史空间，让他们和我们的思想在地理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中共同舞蹈，并成为一种有意思的趣味而产生美感。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顺应者和发难者，每个人又都是自身意图的生发者和为难者。侠在这个情景中绝对是独行特立的。然而，真正的侠却又必须依赖与社会与人群的多重关系，才能真正“侠”起来。因为作为侠所活动的场所和显示侠行为的，正是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而他面对的，也正是最普通的人（老百姓），只有顺应众愿，侠才能成其为真正的侠，只有不负众愿，侠的行为才会一次次被激活。金庸先生深谙这一社会学的原理，所以他笔下的侠士，都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人，即使像段誉这样的王子，也是以生命的全部投入平民的生活，去行侠仗义的。在日常生活的规律下，侠有悖于常识而显得特殊，并在这种特殊性中有了更多的领悟，丰富了更多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意识，最终打破常规与常识，重新去评定生活与社会，从而以更多的批判性去面对未来。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侠的意识比他们的剑锋更敏锐。也由此，侠士们对社会对世界的态度，也就更少顺从和妥协。
　　民族主义、民族帮派作为一种情绪或主义的代表，它的持续性是不会永久的，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正是侠，以其可塑性及其想象中的变数，把生活和社会塑造成“这样”或“会可能是这样”而对应着读者对人生和社会永远不平衡的心态。
　　二 
　　武侠不是一种情绪，它是一种文化，金庸先生在侠文化中加入了很多的历史和伦理因素，适应了当下读者的口味。
　　20世纪是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的时期。人类的文明，无疑已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纪。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也就在这个进程中又一次遇到了挑战。此时金庸先生的现代武侠小说的新一轮传播，便迅速受到广泛的青睐与宠爱。他用的策略是珍笼棋局，即我们老祖宗曾经说过的，小国战利，军国战兵，帝国战德，天子之国战无为。无为是心，无为犹如浩瀚之天宇，静而不动，又永远在动，以静制动，举纲而动。而金庸武侠小说最能打动人心的内涵，便在于能撼动人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情怀。
　　对于王权高于神权的中国封建王朝而言，帝王为了当政，往往会假借天意抬高王权。当然，在如此绵长的历史过程中，也不乏出现英明的君主。而正是这些英明君主，意识到王权统治的平稳在于民意，故伴随王权大于神权的是重民轻神的举措。在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儒道释三家学说中，儒家算是更现实地关注民生，看重为人处世的行为艺术，孔夫子有训示云：“不语怪、力、乱、神”；“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天道远，人道迩”。［1］这里的“不”、“义”、“迩”充分体现了人文情怀。尤其值得敬佩的是，孔夫子提倡的人文情怀，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种体现着人生价值的学说，这种学说，又紧紧追随着现实人生而生成，即它要求我们关注的，不是玄秘的鬼怪神灵，而是现实的人生，关注在现实人生中的内在道德修养与外在的道德实践，即“内圣外王”。所以，君子立德、立功、立言，便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流行。
　　金庸先生将人文情怀贯穿于他的武侠小说之中，无论是梅超风的阴毒，还是马夫人的淫毒，不管是欧阳风父子的歹毒，还是四大恶人的狠毒，反衬中浓烈凸显的，就是人文情怀！可以说，它其实是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中所施用的“人文性的文学转换”谋略，正是这个谋略，才使得他的现代武侠小说能在全球化与高科技的今天，又一次以中国鲜明的文化特点吸引数亿人的眼球。
　　也许，这是一种能动的理想主义，正如金庸先生的创作自白所云：武侠小说一定讲正义、公正，一定要是非分明，要好人经常击败坏人；书中的正面人物一定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忘恩负义，不要对不起朋友，必定要有情有义，不可以凶暴残酷，奸诈毒辣，故事在不知不觉中极强烈地肯定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事实也正如此，自古至今，我们不能一下或全部改变现实中的某些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而金庸先生正是从自古至今这根历史之链中以人文情怀串起武侠人物的情感、理想和生活场景，让这些人物的思想与情感，在压抑的现状中能有“精神的实用”——即以武侠之侠体现精神世界的审美情感，说出他们早已憋在心中多时的“应该”、“如此”的理想所指。由此，不管全球化走得多快多远，金庸小说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情怀，还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熠熠生辉。
　　三 
　　电视传媒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改编，意味着一个文本被夸大时代的到来，同时也意味着作者与读者第一互动的文学意义的结束。
　　就金庸小说被改编成的电视剧而言，虽然编导和制片克服了以往武侠（功）片故事情节的简单、角色塑造的粗糙、语言缺乏个性以及为武而武的浅薄，但真正吸引观众眼球的，还是金庸武侠小说本身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然而，强大的推广攻势及一味追求别开生面的视觉效果，有时会西风压倒东风，表层的东西往往把具有武侠文化内涵的东西给彻底掩盖了，在武侠片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光影与色彩在高科技手段中的推动与幻化，看到的只是男女主人公愁愁切切或怨怨恨恨的追逐，看到的只是为了九阴真经或降龙十八掌之类的莫名其妙的杀戳。编导们不深黯功夫的文化与侠义的历史，只是在世人面前玩武功秀，毫无深度的片子，到头来恐怕只会产生既丢掉了武侠的文化元素，又丢掉了影片自身价值的出丑之作。
　　如果武侠片剧注重的只是形式的多样性，而少了文学意义上的多样性（影视剧本的第一要义首先是文学剧本而非娱乐剧本），那么只是个空洞的搞笑而已，毫无价值可言。当然，这里并不是刻板地说艺术让我们感受，哲学让我们思想，科学让我们认识之类的套话，而是当我们都处在平等的状态下时，属于自己的应该是多元中的丰富，丰富中的深刻。 
　　当代中国人，包括海外华裔，他们至今接受的教育，已是和西方文明完全接轨的现代化教育，却何以会在高科技、全球化的社会里，对金庸先生的新武侠小说倍感热忱而又欲罢不能？ 
　　这是因为随着古代文明消逝，现代文明把一系列负面影响带动人们时，许多人自然而产生了一种寻旧的历史情怀。如果说“希腊文明的能力是属于美学的，古代和现代印度文明的能力是属于宗教的；西方文明的能力是属于机械科学的”（索维金）；那么，走向新世纪的当代全球文明的能力，应该属于人性的。我们不渴求新的奇迹出现，也不必祈求上苍赐以虔诚的生命态度，我们只注重于作为构成这个世界的基础物—— 
人，希冀于人的本性摆脱数千年历史尘埃与化物后的复活。 
　　人类文明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后现代是极端反传统的，但此类“先进的引导”，又会把人带向瞬间的娱乐而导致真实的虚无，那种“生存游戏的水圈”尽管靡丽，但游戏者的灵魂却是一片苍白。“历史的主题”与利私的主体在当今社会同时出现，唯我的历史与伤痕累累的世界又成正比，请问，“狂欢节”之夜过后，翌日清晨的黎明又会是怎样一副情景？如果是诗性的悲剧那倒也罢了，因为悲剧毕竟带有诗意，但假若是恶剧抑或闹剧呢？因此，当代都市在无根飘逝的时空中寻觅情感，交换梦想，正说明了权、钱以及现代化的种种弊端，已像抽水机那样正把人的情感吸干，而情感匮乏的背后，又必然会导致道德的堕落以及人性的失落。当我们猛然醒悟，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情绪化的社会中，难道我们还会拒绝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人物和他们的人生哲学吗？ 
　　通过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社会阅读，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的文学的武侠精神和文化内涵，美学的人文情怀，这其实正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最值得读者欣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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