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个人的命运要由自己负责

　　“一片荒凉，有文化装点成奇观；两座废墟，经艺术加工变瑰宝。”
　　——这是贺兰山脚下赫赫有名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展厅大门两旁的一副对联。
　　时下，所有的地方都在努力消除贫困，朝着富裕的方向发展，唯独这个地方——碰也不能碰，它要的就是“荒凉”！
　　然而，走在镇北堡西部影城，穿行在古老的集市之间，在酒肆或茶楼中小坐，或经过大漠中的人家，推开柴门，在充满西北风情的铺有大红棉花布的土炕上盘腿而坐，你会发现，这里让你惊奇的、触发你感受的决不只是简单的自然的“荒凉”。
　　传说当年明朝参将韩玉将军准备在贺兰山下一带修建城堡时，曾请风水先生看过风水。术士走遍贺兰山麓说，这地方正处贺兰山中段，有“卧龙怀珠之势”，更有一条“龙脉”延伸下来，预言此处将来“必出帝王将相”。可是，几百年过去，在封建时代镇北堡两座城堡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堪称为人物的人，连一个军官、秀才也没有，后来便被牧民占领了。牧民们风餐露宿，长年贫困，每家的小土房破落不堪。
　　直到1992年12月，张贤亮在这里建起了镇北堡西部影城。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100多部电影、电视剧相继在这里焕发异彩，镇北堡西部影城由此被誉为“中国一绝”。
　　100年前还是人迹罕至的荒野边塞的镇北堡，在中国西北地区并不是什么稀罕的古建筑，而且已经残破不堪，它凭什么在许许多多土城堡中一枝独秀呢？答案是：皆因了一个名叫张贤亮的中国文人。
　　1961年冬天，张贤亮戴着“右派分子”帽子从位于贺兰县的西湖农场释放，转入现在属于银川市的南梁农场就业当农业工人，他在一个休息日来镇北堡赶集。那时，这一带几十里方圆内杳无人烟，镇北堡的所谓“集”也只不过是为方便附近放牧的牧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而自然形成的小小市场。山下的农民带来蔬菜烟叶，山上的牧民带来羊只和羊毛互相交换，几乎可以不用货币，还是原始的以物易物的商业形式。那一天，张贤亮穿过镇北堡北边的树林，进入旷野，远远地就被这两座古堡所震撼，感受到一股不屈不挠的、发自黄土地深处的顽强生命力。古堡虽然坍塌而气势犹存，城墙上斑驳的累累伤痕表现出它隐含的斗争性格，仿佛是中华民族性格的象征，具有一种悲壮的精神内涵。
　　镇北堡给了张贤亮强烈的不可磨灭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初，他写作小说《绿化树》时，就将镇北堡写了进去。因为镇北堡在南梁农场的南面，所以张贤亮将它命名为“镇南堡”，同时，因其具有特殊的视觉形象和审美价值，他还重点指出古堡最适合进入电影画面。张贤亮是这样描写的：“所谓集镇，不过是过去的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沙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生长着些芨芨草……今天逢集，人比平时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起好莱坞所拍的中东影片，如《碧血黄沙》中阿拉伯小集市的场景。”
　　1980年，张贤亮调到宁夏文联工作，正值广西电影制片厂导演张军钊为了拍摄《一个和八个》来宁夏选景。张贤亮得知这个消息，就让宁夏文联的一位干部带张军钊到镇北堡去参观。果然，张军钊一眼就看上了，电影《一个和八个》的很多镜头都取自镇北堡，但遗憾的是，后来该片在审查时暂被搁置，没能及时与观众见面。镇北堡正式和观众见面是在享有盛誉的影片《牧马人》中。1981年，著名导演谢晋要将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成电影《牧马人》，张贤亮亲自领着摄制组人员来镇北堡采风，主要演员丛珊、朱时茂等人在张贤亮原来劳动的南梁农场体验生活，片中好几场戏则选在了镇北堡内拍摄。谢晋非常欣赏镇北堡特殊的韵味，12年后，他又将张贤亮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搬上银幕，再一次来到镇北堡。
　　从此，来镇北堡的电影电视剧组络绎不绝。最值得一提的是张艺谋。1980年拍摄《一个和八个》时，张艺谋是摄影师，还是一个刚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的默默无闻的电影从业人员。由于镇北堡当初给张艺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就将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红高粱》的主要场景放在了这里。据当时在场的群众演员说，与镇北堡告别时，张艺谋把他在这里拍摄《红高粱》穿破的一双鞋埋在镇北堡的土里，发誓说，如果这部影片不获成功，他将永远不走电影这条路。1993年，当57岁的张贤亮正式成立镇北堡西部影城之际，照当时在场人的指点，果真挖出了张艺谋的那双鞋，今天，那双鞋就陈列在展厅的展柜里，以证明艺术家走过的艰辛道路。
　　影视城一般耗资巨大，动则数千万上亿元人民币，而因其场景都是固定建筑物，摄制组不能轻易改动，所以不少影视城的实际利用率并不高。张贤亮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1961年见到镇北堡时它是以什么东西吸引了自己呢？后来又是什么招来了这么多影视摄制组呢？不就是镇北堡那种中国西部的自然与人文混为一体的特殊景观吗！这种景观是镇北堡最重要的资源，万万不能因建影视城而毁掉。所以他决定将专家设计的模型弃之不用，自己坚持的原则是：保持并利用古堡原有的奇特、雄浑、苍凉、悲壮、残旧、衰而不败的景象，突出它的荒凉感、黄土味及原始性、民间性的美学内涵，尽可能地保留它特殊的审美价值，让电影艺术家们在这一片西部风光中发挥他们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从大门开始，张贤亮就主张让游客一来就感受到荒凉的意韵，所以“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这座荣誉的标记，也镶嵌在一块残破的黄土墙上。“旧堡”周围也并不是用砖，而是用西北特有的酸枣刺围成护栏；大门呢，是用未经刨制的木板钉起来的；大门两边的门柱，是仿西夏王陵墓的两座土堆……这一切，都出于一种精心设计。张贤亮特意在大门外的南面竖立起一块标语：“中国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创造出轰动世界的奇迹！” 
　　2004年9月18日，镇北堡西部影城成功接待了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奖颁奖仪式。2005年8月，又成功接待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第八次主席团会议，中国作协全体主席团成员对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景观建设一致给予好评。作为一个作家，通过创办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张贤亮积累了市场经济的丰富经验，总结出“文化是第二生产力”的论断，以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成功，证明了文化在科学技术之后也是产生高附加值的重要手段，为我国加强文化产业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另一类范例。
　　2007年“两会”前夕，记者对这位年近57岁才开始创业的传奇人物作了专访——
　　不为名利而写作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作？当时的情况如何？
　　张贤亮：我在十二三岁时即开始写作，给当时的新华日报、中国少年报、《星星》诗刊、《延河》文学期刊投稿。写作完全出于个人的爱好。到1956年我19岁时，已经在诗坛小有名气，就像现在“80后”的一些年轻作者，意气风发，不知天高地厚，终于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在《延河》发表长诗《大风歌》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劳动改造”达22年之久。于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至今。
　　记者：您在坚持写作的过程中遇到哪些困苦？您是怎样克服的？当时的状况怎样？现在的状况如何？
　　张贤亮：“反右”的政治运动使我中断写作长达22年，这大概应该说是最大的“困苦”吧。那是无法“克服”的。当时的“状况”可说常年如一日地每天劳动12小时以上，再加上营养极度不良，在濒死的边缘挣扎。现在的状况大概很多读者都知道，我觉得现在我已经达到了写作的“自由状态”，即不为名利而写作。最近几年我没有发表重要作品，并不等于我停止了写作。
　　记者：由于写作，您有何得失？
　　张贤亮：正是由于我从事写作，我得到很多，可以说没有失去什么东西。如果我不写作，还能得到什么？
　　记者：您在小说里是如何展示伤痕的美感的？
　　张贤亮：“伤痕”一词是中国文学特有的，大约也可算我国独有的“知识产权”。其实，文学反映的是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都有阴暗的时刻，但只要这人还活着，他或她就在感觉、体会着人生。人生本来就不缺乏美的一面。世界上各国所有的小说不都在写“伤痕美”吗？虽然那是一种黑色幽默。
　　记者：您怎样看待您的文学作品？
　　张贤亮：我自认为我的文学作品不乏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记者：所有作品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张贤亮：自己的作品如同自己的孩子，当然都很满意。我不会把不满意的作品拿出去发表。但对《习惯死亡》稍稍偏爱一点。您如有兴趣看一看就知道了。
　　不小心成了“民间企业家”
　　记者：作为一名作家，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进军影视业的？当时的状况怎样？现在的状况如何？
　　张贤亮：首先申明，我没有“进军”影视业。我创办的是给影视剧组提供拍摄的影视基地，名为“镇北堡西部影城”，坐落在宁夏首府银川市西郊。它其实就是我在小说《绿化树》中描写的“镇南堡”，在小说中我就特别指出它有银幕上的审美价值。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1993年，全国掀起经商热潮，宁夏文联也和其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一样大办所谓的“第三产业”。当时宁夏文联没有资金，而我是文联主席，就拿出个人的国外版税抵押给银行，创办了镇北堡西部影城。可是第二年即1994年中央又下文件指示机关单位必须与其办的“第三产业”脱钩。这样，企业的债务就“脱”到我名下，迫使我不得不决心把企业办好。我是不小心成了“民间企业家”的。自我1980年将镇北堡介绍给电影界后，至今在这里拍摄了近百部电影电视。为观众熟悉的有《红高粱》《新龙门客栈》《大话西游》《黄河绝恋》《双旗镇刀客》《关中刀客》及近期的《乔家大院》《火舞黄沙》等等。现在它已有“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赞誉，是银川市第一个国家AAAA级景区，第十三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银川举办时这里就作为主会场；年接待游客量达40万人次，固定资产从78万元人民币积累到两个亿，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十大文化产业”称号。但是，我早就发觉专为电影电视拍摄用的影视城是没有前途的。今后，电影电视将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脑，电影电视将不再是拍摄出来的而是“制作”出来的了。所以，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开始逐步向“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转型，这里更多的是展示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量搜集了行将消失的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镇北堡西部影城以“在游乐中领略古人生活，在玩耍中增长历史知识”为广告词。
　　记者：您筹备影视城过程中一定遇到过很多困难和挫折，您如何应对？
　　张贤亮：凡中国民间企业家遇到过的困难我都遇到过。还有更大的困难是我本来是一名作家，“名人效应”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我比别的企业家多一些预见性、前瞻性，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做景点会比别人做得好、做得省；管理上我也有一定的理论准备；搞旅游我本人的名字也有一定的宣传力度。可是在市场的无规则游戏中，别的企业家可以用无规则手段轻易做到的事，我却不能去做。因为我毕竟还珍惜自己的“羽毛”，不愿在混沌的市场上弄脏手。企业发展的每一个步骤都关卡重重，耗时耗力。事例太多，不便例举。总之，我要比一般的企业家更加困难，所以，我没有所谓的“原罪”。
　　记者：身为作家，您是如何处理好为文与经商的关系的？您认为这二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张贤亮：我一向认为写作应该是一种业余爱好，经商以前我也不是一天到晚都伏案疾书的。1993年在我“经商”后，仍出版了长篇小说《我的菩提树》、中篇小说《青春期》、长篇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等，还有三部散文集和数量不少的尚未收入文集的散文杂文，即使以“专业作家”定额来要求，也够“签约”水平了。这二者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正常关系，只是在我们国家好像就很特殊，其实是不须说明也说不明白的。
　　记者：我们期待您不断有新作问世。
　　张贤亮：会的。很多事情终生难忘，将会在我今后发表的小说中表现出来。
　　记者：您认为灵与肉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张贤亮：“灵”应该是无比自由的；“肉”是应该有所克制的。只有到70岁以后，才能像孔子说的那样：“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记者：22年劳改岁月漫长而难耐，什么东西在支撑您？
　　张贤亮：一言难尽。但要相信人的求生本能是非常强的，即使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在战后也有活下来的。
　　记者：您对当代青年有何提醒和叮嘱？
　　张贤亮：现在，给青年人的忠告多如牛毛，励志书籍也汗牛充栋，我不想再赘言。应该说，现在的中国已今非昔比，每个人都有很大的自由度。正因为如此，所以个人的命运要由自己负责。我觉得每个青年人都要为自己负责，这是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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